胡箫白评《明代中国及其盟友》|欧亚世界的大明王权

   |    2021年3月3日  |   开心彩票网  |    0 条评论  |    18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胡箫白

2021-03-02 10:02 来源:澎湃新闻

 David M. Robinson,明代中国及其盟友:欧亚大陆的帝国统治,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

大卫·鲁宾逊,明朝及其盟友:欧亚大陆的帝国统治,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

公元1367年秋,朱元璋在平灭张士诚,纳降方国珍以后,后来将经略重心北移,实质上恢复中原,并在大军开​​拔之际发布了张夷夏大防的《奉天北伐讨元檄文》。在申明自己天命所归的同时,朱元璋提出了著名的八字口号,即“后世史家常遵循为立论基础,将元明鼎革判为民族革命。及至清末民初,此一口号及其象征意涵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孙中山便将其化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宣扬排满复汉,甚至在清帝退位伊始拜谒明孝陵时兴奋地感叹道:“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谒明太祖陵文》)

问题是,明朝在恢复中华的同时,真的驱逐胡鹿了吗?钱穆早就观察到讨元檄文内在逻辑间的张力,并点出其文字口吻“气和辞婉,从来檄文,殆少其例”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六册,第99-100页)。当代史家奇文瑛的研究也指出,明初因为现实需要,朝廷实际上在以各种方式淡化与故元移民的对立,与之前诸朝朝,明朝汉人与北方民族“杂居状况只有加深而没有缩小”。(奇文瑛:《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天津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页)因此,政治口号并不能

鲁大维(David Robinson)的新作( Ming China及其盟友s:欧亚大陆的帝国统治,暂定中译名《明代中国及其盟友:欧亚大陆的王权统治》,简称《盟友》)便是讨论明朝与北方民族动态互动的全新力作。美国明史学界的作物产量颇丰的青壮年史家,鲁大维循着“大元帝国的遗产如何影响明朝政权架构”的思路,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作品。其201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检审明代“尚武”活动的著作《神武军容耀天威》已经译介进入国内市场,并由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君教授作了精彩述评。而在此书以后,鲁大维于2019年末, 2020年初在剑桥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两部新作,可以考虑作者对“尚武,外向,多变的另一种大明” (冯立君语)的最新思考。 》,至于另一本新作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明朝与欧亚大陆(暂定中译名《蒙古帝国的阴影:明代中国与欧亚大陆》),笔者当另文讨论

蒙古人与明代王权

在一种常见的历史叙述当中,明朝与蒙古草原诸政权通常被称为成对手,双方互不相让,多有冲突。有明一代,明朝皇帝始终将蒙古视作心腹大患,或以力,或以利,或以攻,或以守,杂合多种手段试图稳定帝国的北部边疆。互动,在草原领袖如俺答汗眼中,亦不过是汉地俯首称称臣,接受蒙古上国象征的象征,所谓“年年月月不断供我所需,令人满意称心如意” (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在这样的表述脉络下,很少有人去探讨蒙古政权对于明代王权的巩固究竟有何积极《联盟友》聚焦太祖以后的数位帝王,他们在十五世纪前中期统治着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最多的商业中心。 ,最庞大的常备军和最磅礴的经济体(第4页)。而他们统治的权威与合法性,在鲁大维看来,则同时时欧亚大陆最耀眼的贵族《盟友》分析了十五世纪前六十年间明朝王权统治的重建及实践,尤其是关注那些“来朝远人”( far)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与蒙古贵族的互动是明代皇帝帝形塑身身份认同,转化统治风格,获取支持并在东部欧亚大陆组织地缘政治联盟的重要地位。既往研究多从军事,贸易,外交或文化互动角度探讨明蒙关系,而本书则另辟蹊径,围绕着“王权”这一概念检审明代帝王与君权的特质究竟如何呈现在与草原领袖互动的过程之间。以此后,作者希冀校正流布于既往研究中的三类失焦表述,即:(一)明代中国总体而言呈现一种内向增长的态势,与外向发展的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二)甚至是有限的对外交往,学者亦多将目光集中于经济,文化,技术交流与人口往来,而帝王与王权本身在这样的叙述中不见踪影;(三)与外向,多元,扩展式的清朝王权特质相比,明朝皇帝的统御之术身上狭隘且僵硬(第5-6页)。通过关注十五世纪前中期明廷与内亚地区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联盟与

]不一样的皇帝

由于父注释,明成祖朱棣在史学界受到关注的恐惧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说他是明代帝王中被研究了为过。《盟友》能否让读者对朱棣产生不一样的认知?如果说王鸿泰的研究展现了朱棣以儒学支撑政权正统性,并为自己塑造文治“圣王”形象的努力的话 (王鸿泰:《圣王之道:明文皇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台大历史学报》第57期(2016年),第117-181页),那么鲁大维笔下的朱棣,便是本书的第一,二章对大量诏书,外交文书及诗歌进行文本分析,考察朱棣如何进行合并并对其自身进行对认为朱棣在洪武时期便对包括地理,人事,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的蒙古事务颇为熟悉,这影响朱棣充满活力的“内亚因子”的统治特质亦为蒙古人所肯定,以至于燕王的称呼长久存在于蒙古人的历史记忆之中,蒙古史籍《黄金史纲》甚至分析朱棣与北元大汗鬼力赤,本雅失里的通信,鲁大维认为朱棣充分掌握了北元动荡政局的相关消息,在草原实权派激烈争夺而在诏书中不断重复诸如大元德运已失,大明代之而起的对正统性的体现,则充分体现出皇帝面对东部欧亚世界的转变将顺帝北归视作蒙元政权合法性之突破的担忧。换言之,朱棣在与北方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持续不断地向部属及外邻在这个意义上,五次北征便成为了皇帝宣示正正性的最佳展示。在十数年的连续北征过程中,朱棣多个运筹帷幕,亲临战阵,更需要在军事上行动处于被动之时不断笼络朝鲜国君,女真豪酋,瓦剌首领甚至中亚汗王,表明战争的合法性及皇帝的必胜决心,骨折政治军事联盟关系的破裂。而在取得军事胜利之时,,朱棣则积极地将自己的帝王印记镌刻于大漠草原,通过修改地名,勒石封功,以及品评甚至摧毁前元遗迹,尝试将自身的武功植入北地的历史记忆里。

在北征过程中,朱棣过渡地与草原领袖宴饮,围猎,阅兵甚或出生入死,表现出十足的尚武气势。的“北虏”下属们啖肉饮血展示勇武的场景?鲁大维考察了诸如杨荣《次兴和旧城宴别夷人》一类的诗歌,以示汉人士大夫如何以歌颂华夷一家的方式赞美皇帝帝的丰功伟绩。同时,他也发现在盛誉皇帝武功之外,汉族大夫亦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对皇帝与蒙古人过从甚密的不满。便点出诗人在创作大量记功诗的同时,亦颇多借古讽今,引起批评汉代冒进进击击奴隶的军事行动,而不是肯定韩安国劝告汉武帝暂停戎事,与民休的替代。可以说,明初的文官人群为成祖亲征大漠量身定为一套以肯定其合法性,但也并不完全认同皇帝对蒙元遗产的接受和享受。帝-华夷等级的完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中将永乐北征视作其“成为中华世界天子的近乎疯狂的执念”还是传统

不一样的蒙古人

有明代日本学者中,萩原淳平,河内良弘,川越泰博等老一代学人由宏观到微观,由《明实录》到《武职选簿》,对明代归附民族研究的推进做出不小贡献。中国学界则在张鸿翔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运作的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于上世纪末涌现出诸如宝日吉根,王雄,邸富生等一系列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彭勇,奇文瑛的相关研究中体现出由政治史向社会史的视角转向。维先后发表文章,或从文化史角度探讨明代历史书写对蒙古人的形象塑造,或从参与宫廷政变的蒙古人事迹切入,讨论十五世纪中期的族群张力与政治文化(David M.鲁滨逊,“明代蒙古人的形象”,中华帝国晚期,第一卷。 25,No. 1,(2004),第59-123页; “明代的政治,势力和种族:蒙古人和1461年的堕胎政变”,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一卷。

朱棣对草原的执着在汉族朝臣的笔下《盟友》第三章为一群归附达官替换群像,以刺激读者重新感受明代前中期宫廷文化和王朝特性中的内亚感。在朱棣第四次北伐时,东蒙古领主也先土干投降明军,获赐名金忠,并封忠勇王。其在太宗,宣宗时代的北征中立下赫赫战功,并被宣宗赞为左膀右臂金忠外甥把台一起归降,得汉名蒋信,正统皇帝土木遭受掳之时,把台伴其左右,后从驾还。两代归附达官为明廷尽拳拳之心,恰与刘定之《否泰录》中全然不提大量附明蒙古人战死于土木的选择性记叙形成鲜明对比。除却于明廷的达官以外,蒙古女性亦是明初宫归中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群。明初来归的达官恭顺伯吴允诚于凉州耕牧,其三女入宫为太宗皇帝妃,孙女入宫为宣宗皇帝妃。

为了体现对归附附官的认识与信任,朱棣替代了。高级朝臣杨荣,镇边大将陈懋等负责具体的接收和安置工作,甚至对金忠于宫廷宴会上“御前珍馐悉弃以赐之”“上乘马时,金忠一骑后随”的特别照顾,并许以封号,官职,田宅地产等诸项礼遇。历仁,宣告景泰,天顺朝,达官群体多持续保有特别的政治,经济特权。对归附蒙古人人群的奖赏,甚至说收买,鲁大维则认为这其实构成了明代王权的关键一环,即皇帝通过与内亚非汉族的互动来巩固统治的合法性,借由达官的作者引述杨荣为吴允诚实施的神道碑中“遐想方绝域之士,能识天命”的表述(第95-96页)

在讨论了达官人群附近陡峭的过程及原因后,鲁大维亦对服务于明廷的作者认为,转换归附蒙古人数量的日益减少,尤其是早期归附达官逐步将政治舞台从边疆腾挪到京城,他们作为“中间人”的价值十五世纪中期,尤其是土木之变以后,文官群体崛起后逐渐掌握了历史书写的力量,明初广泛活跃在帝国军政及至明末,归附蒙古人与明廷的互动,甚至如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时以降卑王子为功,赏赉无算,要以明

不一样的“土木之变”

作为明代历史上上转换折点意义的重要事件,但在《盟友》中,鲁大维则提出新颖的视角理解此事件。本书第四,第五章聚焦”土木之变”,通过检审1449年前后东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互动,考察明朝,瓦剌,鞑靼/东蒙古,女真,朝鲜一干政体如何共享蒙古时代的政治遗产。对政治合法性,外交礼仪,地缘联盟等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规范与实践存在同源却互有相对的认识和理解,这是十五世纪中期重要的历史语境。

在将“土木之变”放置放在一个跨地域地缘架构下进行检修之前,鲁大维先就事变中明军伤亡人数展开讨论。”作者将一手文献如《否泰录》《国榷》《明实录》在作者看来,这恰恰提醒我们要对文士与史官主笔的历史书写保持警觉,因为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局势下,夸张的叙述和寻找替罪羊的操作是必不可少的。英宗北归以后,在寺内为王振立精忠祠,并塑像祭祀。 》至今仍存寺内,碑文感人肺腑,可见主仆情深。这似乎与传统叙述中王振大奸大恶,为立边功而挟英宗亲征的记载背道而驰,颠覆今人历史想象。

鲁大维认为,“土木之变”发生的历史语境其实是很多东部欧亚大陆政权对后蒙古时代地缘政治威权的争夺。在加入瓦剌崛起的过程以后,鲁大维尤其将放在放在也先与脱脱不花如何笼络包括哈密,女真诸部与朝鲜等众多政权的努力上。这里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李朝实录》中包含的大量细节,例如外交文书及外交使节的派遣方式等进行分析,大大减少了明朝方面史料的浮泛与不足。一个典型的示例便是作者利用《李朝实录》中对也先“天成”可汗的记载去讨论明代史籍中“田盛”可汗的表述。汉视角。除替代汉文史料可能带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之外,更专注于细节,将明朝一方只言片语的记载与包括《李朝实录》《拉失德史》的域外文献比对,从而恢复事实。

也原本。《盟友》第四章着力探讨了也先如何组合联姻,外交斡旋,军事威吓等一系列手段向欧亚大陆东,西方扩张,从而树立自己后蒙古时代草原霸主的形象。 《盟友》第五章将目光移到几个小型政治体上-哈密,关西七卫,伍良双方对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有相当多的相似性,但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也先对政治联姻的高度依赖。而,无论是封号,宴请,礼物交换或贸易特权,其实都是后蒙古时代欧亚大陆普遍流行的政治智慧。性”(commensurability)的概念以提炼其时东部欧亚大陆共享的政治语汇与外交规范。汗国的王权形态,而十五世纪前半期由明朝和草原政治体主持人的地缘政治竞争则进一步刺激并巩固了这一政治文化的通约性。与之相伴者,则是人口,经贸,

[19490014] [19490014] 视角游移与范式转换

针对《盟友》一书,中,英文学界皆尚无书评问世,笔者不揣谫陋,对全书内容及价值做简单评述,希望引起读者关注。作者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纵贯全书,即就“明初帝王与内亚领袖的互动体现出明代王权怎样”在笔者看来,纵然书中对若干史料的文本解读有过度诠释之嫌,又就叙事根本却止于天顺朝,对十五世纪后半期依旧焦灼的明蒙争锋缺乏足够解释,《盟友》一书变换视角以挑战传统范式的价值仍值得肯定。中新兴化处理明朝方式的反拨。史”作品多有将明朝视作单一族群,单一文化的政体的高度,甚或拒绝以蕴含多元性的“帝国”(帝国)一词称呼明代中国。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指出,在《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一文中,钟晗便提出,“新清史”学者笔下清帝国“内亚性”的三个特质。所谓“共主”的政治象征,多语种合璧文献的出现,与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宗教政策,其实在明代皆已实现。以明初汉藏交流为例,因为对藏传佛教的诸般礼遇,明初帝王如太祖与成祖便分别在藏地的世界观中被表述为文殊菩萨的转世以及转轮王。这符合于于“合璧”,即汉文与非汉文多语种对照,体现为“共时性” (同时)的文本特征,在永乐宫廷所制作的《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长卷》中便能体现。同时,明初帝王支持藏传佛教僧众的传法活动,赞助他们的译经,印经事业,赋权佛教大寺统辖边区社会,奉行灵活的宗教政策。在这个尺寸上,明代帝王的统治模式与风格与“新清史”学者笔下清朝王权的“内亚性”完全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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