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歷史上的人民:關於「東亞世界」的辯論

   |    2020年9月17日  |   生活信息  |    0 条评论  |    59


一,前言

应台大历史系学生会之邀,为2019年的高中生史学营作一次演讲。译为“关于“东亚世界”的辩论”。由于我给了同学书面资料,所以这里是在我演讲的基础上,再对人民的历史上。二多加着墨。

二,「另类选择” vs.「政治正确」

历史学是探究历史上的人。这看似废话,其实不然。尤其是在「政治正确」狂飙的今天,历史学的教与学都必须认真思考什么是历史中的人。我直白所说,在台湾,从历史学教育者到学生,高比例的人只想在课堂中知道简单的道理,用来证明统治者所教导的政治正确。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其目的就是在探寻人间的道理。只是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的特色在于从人事中寻找人间的道理。历史学家的谦卑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在历史之女神Clio之前,我们原来是一无所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事,什么是坏的事。这些好的与坏的都是当今有权势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想在过去的事实中历史另类的答案。历史学的使命就是提供当代人“另类选择”。若历史学做出的事只是从当代的“政治正确”评断历史,那么我们努力学习“政治正确”的诸规范就好了,,何必花时间学历史。

历史是个宝库,收藏了连续中人类生活的经验。我们从中知道活生生的人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如何工作与斗争。通过对这些经验的研究,我们想知道人民的悲欢忧喜。这是我们从小喜欢听故事的原因,而且历史是想告诉我们真实的故事。若你要问我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就是“有得必有失”。每个历史就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做出结论择的结果,我们得到了这些,就失去了那些。所谓“现代性”像是麻醉药,让我们认为现状是历史上最好的,且是现在的统治者的恩赐。历史学的使命是为每个时代的“现代性”提供“另类选择”。其方法就是从历史资料库中发现过去

以女权运动为例。近代的女权运动的确是推动了文明往前进。但历史学家仍要质疑当代的女性真的过得比较好吗?所拥有的好东西之一,不是全部,还有其他好东西,如情感,家庭,心安等。有多少现代女性生活在冲突中,工作与家庭二头燃烧着他们的生命,又担心自己的体态不符合标准。历史学是要告诉现代女性如何无怨无悔长期以来,女性史研究多将研究重点放在前近代如何是男女不平等,努力在历史资料库中找证据,如证明前近代的某时期的男人(如丈夫)有多坏,女人(如妻子)有多悲惨,法律有多不公平,与此相对的是美好现代性中的男女平权的诸政权。若历史学搞了半天就证明了传统中国法律是男女不平等,这些活都白干了。花了这么多时间研究出来的结果,看似丰富资料与论证,其实只是为了得到这个简单的证明以证明当代的优越性,使我们证成与坚信那么这跟喊口号与背标语也没什么不同,学术的外衣只是让我们看起来有水准而已。我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模仿是错的,只是想说,如果历史学只是

我们回到过去,找到史料,探寻史实,要做的是从过去的人的生活经验中,重新重置何为平等,何为男女平等,而不是只扮演法官的角色从当代的法律规范评价过去。我们研究唐律,不是要证明它不符男女平等的规范,然后证明前近代中国在男女平权上的落后性。还要知道唐代对于男女关系的相关规范,以及人们在实践上的真实经验。我们要从过去的事实中知道的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平等观念以及人际关系的真实状态。这些真实的历史放心好了,历史学研究的结果不会转移我们回到过去,时代的巨轮永远在往前走,我们无法调整过去的轨道,只能调整未来的轨道。我们要担心的是现在的体制压迫我们,而不是过去的体制。讨论过去的事实甚至多想想好的一面,可以知道更多的“另类选择”,它会让我们

总之,历史研究不应该是一次又一次通过历史上的个案(不管是不是真实的)使读者坚信他已然相信的政治正确是正确的。若说这叫公民教育,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不作公民教育,但作为一个专业史家,我必需说,这不是历史学要的。历史学不是持有当代的一把尺去上面过去。更好笑

三,真实的人民vs.想像的人民

在今天,若有人说要做人民的历史,都占有道德的

想像的人民是研究者根据概念提出的出来的。如我们根据是政治概念将人民定义为被支配者。于是我们只从统治关系观察人民的行为,或顺服或反抗。人民只是统治者的附属品。这种人民的历史,说穿了仍是统治者的历史。搞了半天我们只知道统治者的意志,信念与作法,甚至这些人被说成是坏人。至于我们所同情的“人民”,只被设定于统治者所制作的规范中,或顺从,或反抗。我们只说“黄巾贼”是好人,汉官员是坏人,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们要知道的是这群“黄巾贼”的惯性与信念,如何通过劳动而追求更好的生活,如何满足到挫折而反抗。真实的人民是有他们自主的生活领域,甚至卑微与渺小,有他们的信念与梦想,并通过劳动追求更好的生活,不只是个被支配者,不只是统治规范下的

最典型的“想像的人民”是从时代分期概念而来的。高中生最知道的是台湾史的一些台湾史的著作在意的是比较那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比较好,然后定义那一个时代是光明的,那一个时代是黑暗的。虽然有些著作口口声声台湾人民,这些作者心中只有理想的统治者,而人民只是统治者的投射。这种历史研究中的人民只是依统治者的规范生活,遇到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时起来反抗。如其中五十,六十年代的台湾是黑暗的时代,命名为“白色恐怖”时期。学者的确举证了一些的确实很恐怖的事件以证明这是恐怖的时代。这些事件的真假对错是一件事,但基层人民的日常如何又是另一件事。其实在这个时代中,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是与政治事件绝缘的,他们生活中的悲欢忧喜是外于所谓白色恐怖的政治世界。五十,六十年代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是美好的时代。我的引用根本不是什么发现,其证据随处可见。只是权力菁英创造了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的有意义使

这套历史观又与当代台湾最火红的观念“觉醒”配套。觉醒的本义是从虚幻中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道理不难懂,就是使自己与权力菁英成为“同类”。要使自己与权力菁英成为同类就必须有“共感”,以权力菁英的喜为喜,悲为悲,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替换成力量菁英的生活经验。自己过去的真实的生活经验与感情就当成成是虚幻的,对外人则应该掩盖,甚至在必要时认错。觉醒运动就是将特定权力菁英的个人或家族的遭遇当成是人民的共同历史。这些历史也不用史家考证,当然也会得到一些史家背书,于是权力菁英及其附随者要做的是不断创造一些符号以强化这种想像,如立碑,设纪念馆,拍历史剧,制作成游戏,若能写教科书则功德圆满。这些机制创造出“共感”,将原本是权力菁英的敌人与异类都收编为同类。佃农之子,国民党权贵之子都视自己

政治运动的胜败关键说穿了就是那一个党派能聚集到更多的同类。然而真实的状态却是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即使父子,夫妇,兄弟间都互为异类。人类的本领就是我们发明一套符号将人与人结合为同类,再创造「认同」。创造「认同」的方法就是抹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然后以想像出来的事实作为共感的媒介。认同究竟是不是一件坏事,可以方方面面思考,另当别论,但它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研究。如我们要重建民族作为一个种族,就必须凸显该民族之人的同质性而忽略相异处,同时意识到他们如何作为符号的存在而抹去他们真实的生活经验,也就是重建「想像的这样的事也不是今天才发生,无代无之。所以我们对于过去留下的史料都要进行处理,这些就算没有骗我们,也掩盖了太多的事实,尤其是基层层人民的实态。

所谓基层人民的立场,不是为他们的继承所为辩护,而是使其他们经常的真相公诸于世。人民的观点是我们看到史料,无论文字,图像,要想到其背后有活生生的人民。举个有趣的例子。前一阵子台湾在吵“日本美学”相对“中华民国美学”。当时争议点就是台北北门附近的几栋建筑物的意象。其一是在日本殖民者时期所建立的台北邮局,其二是在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时期所盖的住商混合大楼。前者被说是“日本美学”的代表作,而其中则是“中华民国美学”的作品。论者要证明的是日本时代盖的房子与所创造出来的美感比中华民国好太多了。若光是要这样说,我也没意见,我个人生活场所的台大文学院就是一栋典型的日本殖民政府留下来的建筑物,我觉得它很美。若论者进一步说日本殖民政府领导人国民党,犹有可辩论的余地。但论者的目的当然不止这样。这是从事认同运动,是要然后用所谓的日本美学证明日本派的身分优越感,中华民国派的没文化,没水准。最关键点在于,日本派之所以优越是因为他们的主子日本人殖民者优越是,中华民国派的低劣是因为他们的主子国民党差劲。这是一套“主人与狗”的理论,主人可以有好坏,但人民都是被豢养的狗。若是狗,只要跟对主人,我们不用去管它们内部内心世界与生命经历。因此当我们注视着这栋大楼时,我们可以无视这是活生生的台湾人民的生活场所,多少左右这里上演着一幕幕人民居住的故事。他们的确乱钉招牌,乱拉电线,墙坏了也不修,甚至还搞个违章建筑。而这却是

四,分类与异类

分类与异类是政治最喜欢操弄的摘要,其目的是通过由分类创造出想像的人民。这些分类当然会根据一些事实,不会凭空杜撰。问题不在如何分类,而是分类所产生的认同效应。认同的前题是大家都不同,但找一点相同就将它符号化并同样的方法,就是找到一点不相同的,也将它符号化并扩大,然后与此同时是异类。各种政治运动都利用我们对符号(如血缘

台湾的「四大族群」意识型态建立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这套官方称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因为现代化,城市化,大众传播与教育普及,所谓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与外省人的相异处缩小,尤其是通过由广泛通婚而有了一体感。这就是人群的分类也不是台湾官方所发明的,的确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而就在“同”渐大异于“异”之时,政治运动为台湾人民再次进行了分类。而且,这次的分类不是统治者好心帮我们归纳了历史经验而得到了科学的答案,而是通过由官方分类衍生出出“想像的同类与异类”与“想像的人民”。四大族群论是将一些作为族群仪式的文化符号反过来加诸来人群身上,然后称为四大族群是具有自然的本质。好比将外省人定义为“国语族群”,明明外省人的国语跟本省人一样都是通过外观上也无从识别客家人,他们不会穿着蓝衫在都市走来走去,更不会经常唱山歌。

任何的分类都有它学术研究无可避免的要用到分类概念,历史学也不例外。也因此,我们对于分类就要不断进行。再以四大族群说四大族群说的最大问题是它根本是父权主义下的产物,因为它是一个有人的族群属性是由他的父亲决定。依族群制度,若一个人的父亲是外省人,母亲是福佬人,则该人是外省人。而只能是制度所定义的,在生活的实态上,影响该人而该母亲的母亲则是一位原住民。我们又可以推出原住民文化的作用。四大族群作为人的分类,只是为政治服务罢了,其动人的

总之,历史学是要探索这些真实的人民。历史学要在层层的制度,结构的表象上。学说只是勾引人们将自己身上所拥有的各种种符号提供给政治动员用。中,把里层与真实的人民发现来。我喜欢引用义大利政治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写写给他儿子的信,该信收录在《狱中札记》。西跟他儿子说历史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历史是处理活生生的人民,而且那些与所有世界上的人民有关的所有事情。历史学是探讨全世界的人民如何在社会组织中团结在一起的,他们工作与斗争,为过一点更好的生活。葛兰西是当时欧洲共产国际运动的领导人,他凸显了全世界劳动者应团结起来的理念。即使这个信念是可以争议的,共产国际运动也是

过眼云烟,但从历史学的立场说,历史上的基层层社会中的人民的确是跨地域社会的连结,相互贸易,通婚,不受国家的政治疆界所束缚,也没有政治概念所左右。 ]四,关于东亚世界论的三言两语

关于东亚世界论,我只顺着此处的主题说几句。

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这不是口号与发愿,而是因为历史上真实的人民是活在网网相连的社会关系的网络中,他们透过特定的中介者为介而相互连结。当然,我们不会认为任一基层社会的人民可以连结到全世界,尤其是在前近代。所以学者提出了“历史世界”的观点,想通过基础制度的差异将世界再分割数个历史世界。如以共同语将世界划分为拉丁文世界,梵文世界,汉文世界等。又可以用宗教划分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儒教世界,佛教世界等。这些历史世界都会落在特定的地域,如基督教世界,拉丁文世界在欧洲,儒教世界,汉文世界在东亚等。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所

东亚世界论是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探索这个东亚世界论并没有要定义它的边界何在,也没有涉足在东亚的内部某元的文化,更不会被称为东亚是孤立存在的。因为这些根本与历程内部世界史违背。内部亚史蔚为显学,是从游牧文化的观点观察内陆亚洲的诸地域社会间的关联性。我个人的研究也承受其影响。才算我们所说的东亚的部分地区也可以属于内亚,东亚世界依然存在。历史世界之为一个领域是由基础制度所建立的。网络的形成的。个别的地域社会可以有复数,重层的基础制度,也就是属于复数的历史世界。所以历史世界本来就是交叠的。历史世界论的初衷是批判一国史观,只有一国史才会要求该国家明确,排他的强域。我们说的东亚世界是一个由皇帝制度等基础制度所产生的流传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构造的空间,本来就与复数的历史世界交叠。个别的地域社会可以是复数的历史世界交叠处。如福建的泉州,在历史上,是东亚世界,东亚海域,伊斯兰世界交叠处,所以这里有丰富而精彩的多元文化。许多

(第一张图片是台大新生大楼,是台大史学营的上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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