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 一周书记:俄国革命中的帝国与……政治明信片

   |    2020年9月17日  |   开心彩票网  |    0 条评论  |    69


李公明

2020-09-17 13:09 来源:澎湃新闻

《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路障的问候:俄罗斯帝国时期的革命明信片)

《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路障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

今年1月初的一天,当我在纽约一位青年学子发现英国历史学家托比·马修的这部新书《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 路障的问候:俄罗斯帝国时期的革命明信片,作者Tobie Mathew,《四角书》,2018年),立即不无惊喜地拿给我。他知道有关推翻专制王朝的革命与反政府明信片的关系的史料和论着正是我需要的

全书开头就是革命者的住处被安全警察突袭搜捕的情景:1906年6月3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一小队警察在基辅市中心一处住宅楼停车场了了三名年轻学生,在现场发现有两百八十五份印刷小册子,一百二十五份煽动革命的文告,四十份反沙皇政府刊物,五十六张漫画,蓝色和红色印刷油墨,一百多枚子弹,用于照片冲洗的放大机,两盏灯,各种化学溶液,一个小红旗和一千零二十二张反沙皇政府明信片。非常重要的是,“其中许多明信片复制了大约十那天,成千上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及其家属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继承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几乎,血腥的星期日引发了全国叛乱,释放了长期被抑制的革命活动浪潮,有可能推翻俄罗斯几百年来的独裁政治传统”。 (p.19)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开头,应该也很容易吧。漫画,明信片,照片冲洗放大机,大屠杀图像,这些在历史图像学中正是图像与政治抗争史研究象征性的事物,作为该书的开头或许可以是对书名《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的精确解释:来自街垒的革命明信片向俄罗斯专制帝国发出的“问候”-以反抗的子弹和揭露大屠杀的明信片图像。

当然,读完该书后自然会发现,无论街垒还是作为“问候”的革命明信片(在书中作者最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反政府明信片”)都远不是这么简单,在这些明信片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故事。托比·马修在1990年代初在俄罗斯旅游的时候开始收集苏联的宣传画等冷战时期的纪念品,然后发展到关注和收集早期革命运动的作品,反沙皇政府的明信片,当时的价格便宜而且品种丰富,他开玩笑说似乎可以用一个汉堡包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份革命的原始文件,而且无需排队。几年时光,他的政治明信片的收藏逐渐增多,从兴趣变成了迷恋,从关注走向了研究。

据马修的介绍,学界关于俄罗斯帝国晚期政治反对派的研究过去基本上集中在1905年末至1906年中期的讽刺印刷物上,对明信片的研究未引起关注。 ,这都是令人震惊的。在他看来明信片在当时是数量最多,包含的信息最丰富的反沙皇政府视觉宣传形式,除了提供有关早期革命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信息外,还提供了关于自1990年代以来,在收藏界的大力支持下,对俄罗斯明信片的生产和设计的研究已大为增加。替代,历史学家也开始对这种物质给予更多关注。但是,近四十年来,在这论域中一直没有进行新的档案研究,至今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理解仍然受前苏联学者的教条主义论断的影响,而且基本上忽略了非(第21页)

马修所谈的这种研究状况实际上恰好反映了图像史料尚未在历史学研究中引起足够的公认的普遍情况,也正是历史图像学的学科建设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甚至如马修所说的最近的研究已经关注的图像分析,但仍然只有自觉地以图像为基本史料的问题意识。马修在书中一再聚焦,研究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主要复杂之处在于要确定这些图像背后的许多不同人群和个人的复杂性。作为图像史料,尽管这些明信片却保存了下来,但大多数都没有携带相关的详细信息,这意味着历史学家要确定特定明信片的来源等信息非常困难。在俄罗斯,新闻事务总署和警察局收藏的文件有助于说明官方对反沙皇政府历史记录的处理方法的变化及其性质,以及为打击明信片的生产处理的各种努力。从历史图像学的史料角度来看,这些官方文件正是关于图像的史料价值的最好说明与证据(第22页)在历史图像上。。另外他还一直没有,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社会革命党的论文使人们对明信片所起的作用有了更详细的了解。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就是针对图像在历史语境中的真实作用难以确定,甚至关于图像作用的想象往往也会受到研究者的主观语境所局限。制作这些明信片除了宣传革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可观的利润,可以革命者提供资金,而是一点就是容易被代替的。经历深入研究之后,他指出当时的反沙皇政府明信片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没有详细的销售数字,虽然社会革命党的财务报表显示生产和销售明信片对党的资金的贡献也不大,但仍然是少数的。在邦奇·布鲁维奇和贝洛波尔斯基的回忆录中就可以找到它们的经济价值的具体证据,都分别指出了生产明信片在为社会民主党筹集资金方面的实质。另外,对于私人出版商而言,(p.423) [,,生产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理由各有不同,但其中一个不变的因素就是利润,从印刷的明信片数量上也可以修剪其中的经济吸引力。19659006]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马修时有发现一些重要史料,如在报纸,杂志和明信片生产商之间的一些来往单据,会发现这些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成本以及出售地点。的是,还可以了解到几位出版商和艺术家的名字,并提供了有关买家如何与政治反对派联系在一起的线索。这就像破案的线索,如果作者是当年沙皇政府的安全警察,

这部《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在结构上大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生产”(示意图:1869) -1905,反对派的视觉宣传:1866-1905年,革命和改革:1904-1905,让步与镇压:1906年1月至4月,杜马与失败:1906-1917年),是对明信片印刷和发行的法律和政治情况按时间顺序做的调查和研究;第二部分“出版商”(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革命党,私人出版商和印刷商及艺术家),着眼于在明信片背后的组织和个人,关注他们参与的不同原因;第三部分“内容”(叙述事件:绘画和照片,游戏政治:讽刺与党派表征,大众英雄:革命者和恐怖分子),分析图像的内容并解释其努力表达的叙述方式;第四部分“消费与展示”,主要关注的是明信片的使用与传播。从时间跨度上看,由此研究涵盖了最后三个沙皇的统治时期,但主要侧重于1905-1907年,当时产生了对准反沙皇政府明信片。从中可以裁剪围绕着作为革命宣传品的明信片,作者的研究与叙述透视有特色的新文化史研究特征,自下而上的角度和微观的,过程的研究意识十分明显。这些偏移可以更深入研究图像,替换则可以发现在明信片中表达的思想远比过去所认为的要更加复杂。作者试图通过展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发生的许多社会和法律变化如何影响了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生产,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研究俄罗斯革命进程中的思想宣传与传播,同时也为研究已故的俄罗斯帝国如何发展出现代社会和公共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正是马修在这部著作中力图有所突破的着力之中,他着重研究的是明信片的生产,出版过程,在这里涉及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推动都更加复杂,对这些图像背后的复杂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们加深对1905年以上革命的历史语境的认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抗争运动及革命叙事与现代性叙事关系的相关替代,作者说它们使“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都浮出水面”,指的是1905年革命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明信片被作为邮政函件正式使用以后,很快成为国际性的邮政现象,但预先马修的研究所证明的,明信片在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既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也是俄罗斯国内所有其他印刷品也无法列举的。这也是那么,马修在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明信片图像是否对1905年革命期间俄罗斯民众的政治信仰产生了切实的影响?这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却是非常复杂。从大的角度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明信片原是一种廉价的书面形式形式,由于能够印刷,体积小和承受人们欢迎的图像而成为宣传政治思想的理想渠道,在罢工,示威频发的政治动荡中,引起人们关注的支持是所有政治力量必须全力以赴的目标。反对沙皇专制主义的团体则尽量利用报纸,小册子和传单来宣传革在1905年前后的生产和发行的数以百万计的明信片和在官方文件中反应已分解证实这点。而从微观角度来看,马修,马修认为反沙皇政府明信片对政治信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不明确的,“尽管政治信仰的内容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民意,但政治信仰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有时是无定形的概念。反对,政权的人很少是二元对立的。事实上,反政府明信片既显示了当时有人持有的各种不同观点,也显示了表达这些观点的微妙方式,从全面的反叛到温和的。嘲弄。因此,明信片也应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发布形式,构成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可以表达政治观点,而不需要作出坚定的承诺”。(p.423)我认为这是很审慎的态度,同时也可以被今天人们的生活经验所证实;而从研究研究的“图像的宣传作用”的角度来看,它提醒人们回顾在传统革命叙事中的“号召……唤醒……鼓舞”等话语模式。

以这样的审慎态度深入研究,马修从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看到了有人对待革命的真实态度和历史语境:“ 1905年的革命从来就不是有人派遣更好的薪水和工作条件而进行个人斗争,另一些人则为推翻政权而鼓动,宣传,还有一些人仍希望沙皇能够留下来,但要控制他的权力。反对派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来回拉扯,在实际情况和机会的边缘之间摇摆,进退。反政府明信片体现了这种复杂的政治与环境的交融,反映了在(第25页)这种分析非常准确地揭示了1905年苏联人的政治心态,以“图像证史”研究社会心态史的重要案例。更进一步的是,马修对明信片的政治影响之肯定性的分析引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替代:无论如何复杂,灰色,不乏立场的摇摆与投机色彩,但是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一个肯定的作用就是使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的压迫力量的警惕,对人民自己的权利的关心悄然无声地渗透到家庭生活之中。马修说,在识字率不断提高和政治意识日益增强增强的环境中,明信片重新包装了1905年的革命以供大众消费,将在街道上演的戏剧带入到家中的安全之地,那些时代的决定性事件通过图像明信片在家庭中的存在而储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对国家暴力行为及无耻言论的厌恶也因明信片而成为家庭中的话题;到了1906年初,政治反对派的评论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因此,虽然明信片在对反沙皇政(p.22、422—424)这就是府的革命党派的具体支持方面只限于很小的作用,但是在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变方面具有更为普遍的影响和意义。

在政治研究的视野之外,作者关于明信片在二十世纪早期大众文化中的意义也有非常精辟和充满正义伦理精神的认识,他所描述的那种实际上在我读起来仍然令人感慨不已-在二十世纪早期,人们可以通过明信片上的图像看到宫殿内部的辉煌,可以把杰作的图画钉在自己的墙壁,然后在明信片就像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在富人和穷人中都是受欢迎的媒介,使大众能够廉价地认识世界上的宝藏,从而表明他们可能对长期以来但是,转化为新世纪的到来,俄罗斯民众越来越感到不安和痛苦,人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图像明信片上的那些东西,仅是少数人所欣赏的。

最后,还是回到那些来自街垒的“”,而同时,精英阶层的财富和政治特权不断扩大,不平等的鸿沟越来越深。”那些反沙皇政府明信片图像的首要主题是对国家暴力镇压的揭露,马修说这是逐步这一时期所有图像的“虽然革命的政治理论层出不穷,但在1905年,暴政成为成为继续斗争的理由,而且成为矛盾的理由。”沙皇专制是解放运动的必要条件。 ;

“对于革命者来说,专制压迫就像一个伤口,需要经常地挑出来,提醒人们他们的痛苦和愤怒。明信片上了这种情感伤害的视觉储存库……显示了暴力是一种残忍的力量,可以把年轻的狂热者变成冷酷无情的杀手。”;“在1905年革命期间,政府的残暴形象成为教育民众了解帝国政治是非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明信片使(P.420-421)这既是对这类图像主题的说明,也是对前面所讲的政治明信片

下面是从书中选出来的三幅明信片图像:《 1905年末,俄罗斯自由的太阳已经沾满了鲜血》(匿名艺术家,圣彼得堡,1905年末),《 10月18日示威的结局》(匿名艺术家,没有出版细节,1905年末),《 1905年末莫斯科起义期间街垒上的革命者》(匿名摄影师)-这些就是“来自街垒的问候”。《 1905年末,俄罗斯自由的太阳已经沾满了鲜血》

《 1905年末,俄罗斯自由的太阳已经沾满了鲜血》

《 10月18日示威的结局》(1905年)

《 10月18日示威的结局》(1905年)

《 1905年底莫斯科起义期间街垒上的革命者》

《 1905年底莫斯科起义期间街垒上的革命者》

最后,该书的封面画是《言论自由》(匿名艺术家,圣彼得堡,,大约1905年末)。就这样,马修在全书最后一段中说:“即使不是致命的,1905年革命及其印制出版活动仍然给专制国家造成了深深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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